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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杨维中 于 2011-6-17 12:3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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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开车在路上,碰巧听到电台广播里的一期节目,介绍上海电影译制厂曾经的辉煌,并且专以童自荣为例,将几十年前老译制片的一些片断再翻出来,让听众们回味欣赏。电台主持人用了一堆形容词来夸赞童自荣的声音,什么“华丽”啦,“高贵”啦,“充满贵族气息”啦,等等,显示出对20多年前上影译制厂鼎盛时期的温情怀旧。那么,上影译制厂为何迅速衰落了,并且再也看不到重新风光的前景。广播电台的那期节目,对这个问题丝毫没有提及。
7 x3 d$ e) k' ^' r5 [ 本单位有一个电视圈的新人,年纪不大,对上影译制厂几十年前的配音也很神往。在没见过童自荣之前,她认为童自荣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后来做了一期关于上影译制厂的节目,亲自接触了当年那些声音明星,发现他们都只是普通人,可能还有小毛病、小怪癖,神秘感和崇敬感顿时消失。确实,20年前上影译制厂所造就的一批声音明星,几乎都在观众、听众中形成了固定化的形象,他们的声音能给人们带来很多想象。这些想象究竟是什么呢?4 i& Q) \6 N3 `
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较早,是我国唯一翻译外国电影的专业厂。文革前就译制了不少西方电影,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电影。文革期间也译制了不少西方电影,冷战两个阵营国家的电影都有。文革时期译制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也有公映,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主要是给领导或特殊人群内部观看。当时的左派或右派都喜欢外国电影,只不过左派、右派之间对于西方电影的喜好倾向有所不同而已。上影译制厂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引进海外电影的垄断,这种垄断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T# s" M: x' q 改革开放后,上影译制厂经历了一个超级兴旺繁荣的年代,译制片作品大量出现,影剧院爆满,配音演员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万众瞩目的文艺明星。造成这个繁荣景象有几个原因。一是文革期间群众文化娱乐的长期贫乏,人们希望在样板戏之外有点新东西;二是海外电影引进的垄断依然存在;三是国内自上而下地开始传染对另一个西方社会的强烈向往。上影译制厂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那个时代一窝蜂向往和接受西方文化这一社会大背景的反映。, f6 I0 ?# V1 ?/ P/ T0 I
上影译制厂的经典译制片,给全国观众营造了一个对于西方文化的想象空间,它通过数量不多的海外电影,让中国人从一个小窗口,间接地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一角衣衫。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局限,使观众对初次接触的西方文化产生无限的想象。译制厂每一个独具特色的声音造型,几乎都对应着西方文化的一种元素。本文开头提到的电台主持人对童自荣声音的那些形容词,其实就是那个年代人们借由译制片,对西方文化某种元素的想象定位。能够延续到今天,可见这种定位具有很强的唯一性。例如,童自荣的声音差不多等同于阿兰-德龙的英俊(《佐罗》),丁建华的声音几乎成为奥地利美貌皇后的化身(《茜茜公主》)。. }/ ]. `5 |; s& \- p: g6 F
然而,译制片营造的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想象能持久吗?译制片毕竟只是一个狭小的窗口,在国门未开之时,这个狭小窗口的垄断足以代表西方的一切。当国门越开越大,人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无法由译制片继续垄断了。译制片所营造的对西方文化的想象,渐渐被真实的西方世界取代,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也就迅速地过去了。
+ j% J% D( T3 u, T. g+ H' t 如果有所谓译制片配音艺术,那么,从这个角度说,译制片的配音艺术基本上是把中国语言完全变成西方文化艺术的附庸,汉语仅仅成为西方文化的注解和传播工具。在译制片的配音里,人们已经察觉不到本土语言文化的特征,这种现象甚至成为译制片的最高境界。从词汇、节奏、语调等等方面,配音演员都力图让自己真的像外国人一样说话、表演。译制片配音越是彻底西方化,越是成功。这种西方化甚至超出了语言本身,而深入到对西方电影人物精神和内心的全面理解。也就是说,配音演员不仅要像西方人一样说话,还要像西方人一样思考。
0 ~) a2 L! p1 ^, w 当时从事外国电影译制的不光只是上影译制厂一家,北京、长春等电影厂也兼而搞一点译制片的配音。为何独独上影译制厂的配音最为成功?这与上海的历史有必然关系。100多年外国租界的半殖民地经历,使得上海因与西方文化的紧密结合而在全国独树一帜。从语言到意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那样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人们会说,上海之外其它的译制片,配音都不如上海的“像”,上海的译制片,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M8 f- ~) l9 x
然而,译制片的没落恰恰就在于它力求“像真的一样”。当中国人以为真由美就是像译制片里一样说话的时候,当人们把配音演员的声音等同于高仓健本人的时候,事实上,所有的配音只不过是模仿。译制片的配音艺术如果存在,仅仅只是一种模仿艺术。而译制片的特性决定了它除了模仿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当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大量西方文化艺术的时候,其仿制品的没落几乎是必然的。如同电视台曾经搞过名人模仿秀,找了一些极像王菲、赵本山、周杰伦等明星的普通人,惟妙惟肖地模仿明星。但是,这些仿制品即便再像,最多也只能模仿搞笑一下。在本尊面前,模仿者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也不可能超越本尊。. t0 s! E3 a, T$ `' O2 D2 e/ 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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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片对西方文化的模仿,只是那个年代全社会模仿西方的一个缩影。人们应该记得,那个年代的青年,喇叭裤、紧身衣、蛤蟆镜、电子表、手提超大双卡录音机、播放邓丽君歌曲(外文歌少是因为能听懂的人少),成为都市街头的常见景观。大学里人人在读西方作品,艰深晦涩的西方哲学书、理论书,一上柜台便脱销。从青年到老年,能够出国,哪怕有一个海外亲戚,都足以引起人们由衷的羡慕。再丑的男人,再没有本事,只要能出国,或者有海外亲戚壮一下声色,便能娶到青春美女,携带出国(不排除到了国外,美女又跟别人跑了)。……。因此,译制片的黄金年代,实际上就是无意中把自己变成了模仿西方的旗帜。其实,文革时期的中国,也是对西方社会另一种形式的彻底模仿。文革之后,这种模仿在西方冷战的两个阵营之间发生了彻底的转向。) G) H5 q, v4 g. _) ]% K, P
! h% y7 Y2 L0 |1 D, y) \0 [ 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中,如此整齐一致、自上而下、大规模、全面彻底地放弃自己、模仿别人。在以译制片超级繁荣为象征的模仿对象转换过程中,有多少中国人为了把模仿变成“真的”,甚至连最后一点尊严都不要了。即便是我们时常看不起的日本,也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我们还需要搞一些基础工作吗?还需要强调一下“模仿不等于学习,学习不等于模仿”吗?如今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又大量模仿西方。这种模仿方式,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成功,但是,现实已经在向我们发出警告,模仿西方的生产、制造、金融等经济模式,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中国必须在经济领域找到自己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模仿。除了经济领域,其他领域都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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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 T8 m3 @8 Y 回顾上影译制厂从极度辉煌到迅速衰落的短暂历史,我们可以说,上影译制厂早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模仿西方只能得逞一时,最终必然衰落。如果今天有人说,上影译制厂未来还能再造辉煌,至少我觉得是痴人说梦。除非回到文化垄断时期。
0 W4 p- a( x0 k& P 广播和电影不一样。看电影的时候,即便是配音的译制片,画面和情节会成为主导,淡化配音本身。而在广播里单独听配音,没有了画面,译制片片断的配音便尽显其矫揉造作,根本不像正常人说话。在广播电台的那期节目中,最后还播放了一段童自荣比较近期的“朗诵艺术”。文本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诵至今。为了防止分心,我停下车,关了发动机,就想听听童自荣如何用他的声音来表现这篇文章,结果大失所望。4 z7 I) n, ~7 ~# _9 H2 E
童自荣的“朗诵艺术”太多沿袭了译制片的“配音艺术”,中国语言的对仗、节奏、神韵、语气助词,对于童自荣来说,可以用找不到北来形容。范仲淹的精神世界,在童自荣声音的诠释中,显得轻佻而冲动。都是模仿惹的祸。 |